—俞敏洪在首屆新東方教育論壇上的演講
各位教授學者，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我的發言沒有PPT，因為我覺得PPT太正經了。今天的主題是中國高等教育，其實這個主題我是沒有資格發言的，因為我已經脫離了高等教育十八年，我從北大出來是1991年，從此我就混跡于被視為江湖的培訓行業之中，離廟堂越來越遠了。對于高等教育我有過十一年的經歷，五年在北大當學生，六年在北大當老師，后來就開始做新東方學校。大家都知道新東方學校并沒有做高等教育，我們做的是夾縫中求生存的培訓，這既不是基礎教育也不是高等教育。
之所以還要來談這個話題，是我從心底里覺得：只有高等教育才能救中國，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一代代人趕上世界的腳步，超越世界的智慧，就不會有未來，所以中國的高等教育從數量到質量都需要迅速提高。盡管我已經不在高等教育界工作了，但是我跟高等教育接觸的機會還是相當多，原因非常簡單，我每年都要進入50到80所大學去講課，給學生演講，演講的時候我會接觸校長、主管教育副校長、學生團隊的領袖以及大量學生。所以從旁觀者的角度也可以感覺到，中國高等教育有些地方還是挺需要改革的。
高等教育的廣度和深度實際上決定一個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廣度是什么呢？大學多。深度是什么呢？大學好。這一點在美國和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都體現得非常明顯。我們說美國之所以厲害，不僅厲害在政府體制，也不僅厲害在美國有多少人才，而是厲害在人才的由來。怎么來的？高等教育來的。這次金融風暴，大家看到美國依然向外國留學生發放獎學金，這是美國國家發展戰略形成的共識，不管怎樣都要把人才留住，如果沒有人才就什么都別談了。在美國每一個人都能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而且美國大量吸納已經被別的國家培養成半成品的國際人才到美國學習，這些學生中很大一部分學成就留在美國，為美國作貢獻，包括剛才的
一個完整的教學體系應該由兩部分組成，就是公立教學體系和民辦教學體系，這個不是說民辦教育重不重要的問題，而是公立教育和民辦教育應該形成互相促進的局面，形成一個活力互動。就像國有企業一樣，一旦屬于壟斷狀態，服務、價格都沒有保證，當教育形成壟斷之后，我提供什么樣的服務，教授隊伍是否好，都無所謂了，國家給我名額我就可以招生，形成這樣一個局面的最后結果就是：中國高等教育只有公立教育一支，但不是獨秀，因為沒有真正“秀”起來。大家看到，加拿大就有這個問題，全部都是公立教育體系，而加拿大自己的很多優秀學生都到美國去讀書去了，人才就外流了。我們知道有一個多倫多大學，優秀的教授沒有優秀的大學可去，就到美國去了，教育就沒有了發展。中國大學存在的問題就是不需要在競爭的環境中生存，擔心的也不是教學質量問題，我去任何一個大學，幾乎沒有一個大學校長是在為教育著急的，著急的都是我招生能不能多一些，欠的錢能不能早點還上，本來不該讓校長擔心的事情校長都在擔心，本來應該校長操心的事情卻沒有了時間操心。
中國的孔子，可以說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不發學歷的高等教育學院，大家知道，孔子3000多個學生，都匯聚到曲阜那個不四通不發達的地方聽課。講課的地方我去看過，就是一個土堆叫杏壇，3000人聽他講，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聽得到的，沒有擴音器，那么多人去聽老頭子上課，而且不是一門課，是很多門，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最后大家還都不愿意走了。這是典型的高等教育，名師帶高徒。就像我們今天的這個論壇，如果沒有大師來，大家聽得就沒有意思。因此，老師對于大學起到了重大作用，如果是智慧之師，就是到露天去講課學生也會跟著去；如果講課不好，到五星級賓館開課也沒有學生來，因為學生不是為了環境來的，而是為了學習來的。
孔子的教育是典型的“私立學院”，而學院、書院一直在中國存在，比如岳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其實中國歷史一路走來，私立教育相對來說是比較健全的，解放之前中國也是兩種辦學制度并存，私立和公立。北京大學中的一部分燕京大學在解放前就是私立的，我們所知道的一些著名教授都是在這樣的體系下成長起來的，比如魯迅、朱光潛他們。到文化大革命，一下子就把私立學校消除了，這樣做帶來了什么呢？用30年時間切斷了中國教育2500年的命脈，切斷的后果就是：雖然現在大家已經開始支持民辦教育，但是與歷史對接的難度太大。我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支持民辦教育，到現在接近三十年了，回頭大家看，中國民辦高等教育，還有民辦中小學教育的現狀是什么呢？仍然是七零八落。教育是千年命脈，切斷了命脈現在要接上，是何等艱難的事情。公辦教育現在國家給錢，民辦教育拿不到一分錢，不但沒錢，有時還給你出點難題，所以我們就有一點像過街老鼠的感覺。同時，公立大學一枝獨秀的局面使中國高等教育也有困境。首先是教育需要資金，中國是典型的窮國辦大學，錢本來就不多，大家一分就沒有錢了，大學質量提高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但要請著名學者或者教授去大學教書，一定是要給錢的，知識分子不喜歡談錢，但是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喜歡錢，比如程星這樣的教授來中國教書，你不給他和美國差不多的工資怎么行啊，其實就是沒有好錢就沒有好人才。這一點即使在新東方這樣的培訓學校都能體現出來，你給的工資高，優秀的老師就會自動到你麾下工作。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錢比中國多，但鼓勵私立大學，這樣私立大學既完成了人才的培養，又為國家省了錢，因為私立大學主要是自己籌錢辦學，這一點中國應該學習一下，利用民間力量，為國家教育作貢獻。
問題怎么解決呢？我覺得通過私立學校介入可以得到部分程度上的解決。中國高等教育在過去30年走了非常漫長的道路，走了很多改革的道路，這些改革的良苦用心我們都非常認可，但是增加大學數量的同時降低了大學的質量，大學背負了巨大的債務，這些都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我參加過大學的貸款調查，少則欠銀行幾千萬，多則欠幾十個億，這些錢就讓大學背在身上，校長天天就想著怎樣還錢。還有的大學校長干脆說，沒事，我借得越多，教育部對我越重視，我這里有四萬學生，如果倒閉了肯定引起社會動蕩，所以不用擔心，政府最后會出面解決。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大學欠錢，老師沒錢進行學術研究、學術不能滲深入就教不出好學生。這種狀況短時間內想改觀很難，在這樣的狀況下培養高素質人才更難，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比較失敗的一筆是對民辦高等教育的支持不夠。比如民辦教育剛起來的時候，就出了一個政策，叫做名校辦民校，這樣就把真正的民辦學校整下一批來。然后在高等教育蓬勃發展的時候，又出了一個政策，叫做公立大學辦獨立學院，一上來就能發本科文憑，但真正的民辦大學，奮斗了很多年都弄不到本科辦學的資格，公辦學校辦的獨立學院當天就可以拿到資格，可以看出對民辦教育的支持明顯不夠，最后的結果就是中國的民辦高等教育陷入困境。大家知道民辦教育的困境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政策支持力度不夠，二是資金嚴重缺乏。事實上，任何一個大學的學費只能夠支撐學校運行總費用的25%到30%，民辦大學沒有別的經濟來源，只有學費收入，除了花費還得有利潤，這些利潤要用來還貸款，發工資，這樣一種狀態，民辦大學哪有錢搞研究。所以中國民辦教育坦率地說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辦大學。
現在中國很多人投資民辦大學，包括投資獨立學院，多有盈利目的，認為這是個可以賺錢的行當，有的是圈地，以教育為幌子做商業，有的認為我同正規大學合作可以利益無窮。那民辦大學是不是沒有出路了呢，不是的。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民辦大學還沒有出現，但往后一定能出現。現在有很多企業家，年紀大了花不了那么多錢，還是想投入到民辦大學當中去的，美國真正民辦大學的起因也是一兩百年前很多有錢人沒有地方花錢，最后把錢捐出來把一個大學辦起來了。所以中國高等教育要想健康發展一定要兩條腿走路，公立大學和民辦大學。我認為今后中國排名前一百名的大學中間，要有四十所左右的民辦大學出現，那才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健康狀態。這個過程我認為至少100年到150年才能完成，但是只要國家支持往這個方向走，一定能完成。
關于民辦教育對于公辦教育的促進作用，我舉一個簡單例子。我在揚州辦了一所中小學，剛開始大家對于這一中小學的存在不以為意，后來由于教學質量不錯，周圍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把孩子送到學校來，結果揚州的一些公立中小學就開始著急了，想盡各種方法要留住學生，因此對學生的態度也好了，教師的待遇也提高了，教學質量也提高了。因為新東方的存在，促使了揚州公立中小學的改革和進步，也使得整體上揚州的教育得到了提升。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鯰魚效應，本來一筐魚很快都會死掉，但放一條鯰魚進去，鯰魚不安分反復攪和，結果一筐魚就都活下去了。所以民辦教育的存在一定能夠激活公辦教育，使中國的教育局面活躍起來，教學質量提高起來。如果有一所優秀的民辦大學出現，公立大學就會坐不安寧，就會改革，中國的教育就會進步。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再過二十年，一定有這樣的企業家口袋里有大筆錢不知道怎么花，又希望能夠雁過留聲，怎么辦呢？找能夠辦大學的人，找俞敏洪，我們一起辦個大學。未來就會有這樣一批人，為私立教育進行大規模的捐款，這樣一方面民辦大學起來了，另外一方面又為國家節約了很多教育經費。而國家從現在開始唯一要做的就是給與政策上的支持。
我自己所做的事情就不多說了，很簡單，新東方上市了，我個人比原來富有一點，我算了一下，我的錢辦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私立大學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下了決心，而且成立了基金會，必須把我的錢拿出來辦一所大學，辦一所小型的文理學院。現在這所大學的征地工作已經開始了，但是我不知道國家什么時候能給我辦本科的資格，我希望真的有一天等我把校園建成之后，國家能給我這個資格。如果不給我資格，我就繼續在那塊土地上開培訓學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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